抖音删除的好友怎么找回(抖音删除的好友怎么找回来)

时间：2023-02-25来源：鼎品软件作者：佚名

我们中的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寻找同类、寻找理想、寻找意义。却未曾想，相比这些宏大的命题，有人寻找的只是回家的路，又或者学会识字的契机。他们寻找的目标十分具体、微小，却是点亮人生的关键。

如这样点亮生活的尝试，在中国互联网上每天都在发生。岁末，抖音直播推出“点亮”专栏，记录在并不容易的2022年里，网络直播间内外被彼此照亮的人生。原子化时代里，主播和粉丝们相互看见、陪伴、治愈、激励，让原本疲乏的生活迸发出一束闪光。

今天是第一篇，关于几个普通人不断寻找的故事。

寻找解码工具

在内蒙古包头九原区的街头，43岁的刘现霞和丈夫在这块片区里做了多年鸡蛋配送的生意。

刘现霞不太喜欢一个人送货。几年前，她独自去送过一趟。货送到了地方，想起交货的时候需要填一张单子，写清楚货物名称和数量。她把单子掏出来，当着客户的面愣在当下，汗都冒了出来。

刘现霞自小学二年级退学，基本不识字。焦急下，她看着鸡蛋盒子上的字，一笔一笔模仿着“画”下来。实在写不下去，她把笔递给收货人，好言请对方帮忙填写。

让人发现自己不识字，她倍感窘迫。刘现霞说，自己从小就不爱读书，在她出生的山东那座村庄里，她读到小学二年级，说什么都不愿意再上学了。任凭爸妈打骂她、不给她吃饭，都不妥协。之后的回忆里，她成日成日地在田间疯跑，帮家里喂羊、割草，晃着荡着，就这样欢快地过了近10年。

过早结束教育，在小村庄里无关紧要，但当刘现霞准备走入更大世界的时候，识字是必要工具。

18岁时，长成少女的刘现霞第一次感受到不识字带来的窘迫。那年，她随年轻人的潮流，离开山东老家南下到广东打工。排队进厂时，需要填写许多登记表格，焦急地找同乡帮她填了表，才得到了一份工作。

进了厂，许多工作也很难完成，比如看不懂订单上的文字，她无法胜任车间分拣货物的工作。大城市里出行要靠街上的路牌、地名指路，不识字的刘现霞寸步难行。想要出门办事时只能求人陪同，若是对方没空，就算是重要的事，也只能搁置。

刘现霞有时候会想，如果能寻到识字的法门，生活一定能轻松不少。她试过买孩子们用的识字书，但很快发现这件事无法自学：书上的字她看不懂，如何通过识字书识字呢？进入为挣钱奔忙的阶段，她也自感没有空间寻一位老师，慢慢修习识字，只能顶着许多无法理解的信息，继续前行。

直到2022年，刘现霞寻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识字课堂。

那是抖音上一位白发老人的直播间。每个开直播的夜晚，8点半，主播杨维云老人就会站到黑板前，逐个教观众从识读拼音开始学汉字。杨维云老师73岁了，讲解速度慢、细致，细致得会和观众一对一连麦，逐个声母或韵母地矫正对方的发音。

“喜洋洋拼音课堂”的抖音主页（左）与直播间（右）

原本，刘现霞只是每天结束配送后，打开直播间默默听课。听了几天，在一个普通的夜晚，她鼓起勇气点击和杨维云老师连麦。第一次连麦，内容是声母读“b”“ p”的发音。刘现霞紧张得嘴唇相碰却发不出声音来。杨维云老师和以往一样从容，不催促，只是鼓励她慢慢感受发音，慢慢来。

杨维云的直播间叫“喜洋洋拼字课堂”，是她自己起的名字。开课前，她还在黑板上写上“快乐学拼音，轻松识汉字”的字样。杨维云曾经是小学语文老师，退休多年后偶然接触到直播，开始在网上尝试教人识读拼音和汉字。

每日在杨维云直播间学习的，有带着儿童的母亲。也有很多年少时错过识字机会的中老年女性，对她们来说，识字是打开更大世界的钥匙，而过去的数十年，寻找这把钥匙的时间太久了。

年轻时的杨维云和学生们在一起

普通人很难留意到，每天我们用文字解码了多少信息。想象一下，打开手机或走出家门，眼前都是无规律扭曲的符号。不识字，就不掌握解读这些符号的工具，无法理解他人传递的信息，也无法通过文字把想说的话传达给其他人。

在中国，有3700万年龄在15岁以上的文盲。为人指明方向的路牌、站牌对他们来说毫无用处，当他们身至陌生环境时，有时会陷入彻底的迷茫。

72岁的方美章也是直播间的学员。她识字不多，有次走到一片荒地，走了好几里路都没找到目的地，沿路一个人都没有。天色渐晚，又飘起雨，她怕天黑了危险，焦急起来。悬心再往前走了几步后，她决定原路返回。终于碰到个人。问路后才得知，她是公交车坐反了。

和方美章有相似经历的人还有许多。在学龄错过识字的人往往很难拥有弥补的机会，数十年的时光中，她们和文字信息擦肩而过，处处受制于不识字的窘境。

方美章总是想抓住识字的机会。识字的直播间，她都会停下来，看一看。以前刷到的识字课都不怎么称她的心意，往往是年轻人，讲课速度快，她不一定能跟得上。杨维云老人和她年龄相仿，讲课和缓有耐心，年过古稀的方美章也可以跟上她的课堂节奏。

方美章记得，有一次。她和杨老师连麦学习普通话“一百元”的拼音发音，学了五六个小时都没学会，杨维云仍在一遍遍为她示范，方美章没有丝毫感受到杨老师不耐烦的情绪。

隔着屏幕，无法及时观察并矫正，杨维云的教学需要比线下上课更细致。教声母、韵母时，杨维云对着镜头做口型示范，提示嘴型、舌头和舌根的位置等。比如发“o”的音，要把嘴巴张圆。听起来自然的动作对于学员们来说并不容易。刘现霞跟着反复练习，还是无法完全攻克。有次连麦时，她忍不住向杨维云倾诉，说自己学得慢、总是记不住。杨维云告诉她这很正常。上了年纪的人学新东西不像娃娃学得快，再说每天白天要挣钱干活，晚上能抽出时间学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

在直播间学了大半年，刘现霞已经能熟练书写“我”、“你”等简单的字眼，更难一些的照着摹写也能写下来。她期望着学会更多日常词语，以后出门办事能顺畅一些。

“喜洋洋拼音课堂”直播间粉丝群中，学生们在练习拼写

过去的70多年，方美章穿梭在没有文字信息的世界里。认识了更多的字之后，方美章感觉找到了打开更广阔世界的法门。她很喜欢出去旅行，曾跟团去过美国、泰国，甚至远在非洲的塞舌尔共和国。每到一个新地方她都很想了解那里的历史古迹，试图去读简介牌上一个个艰深的名词。

现在通过直播间重学拼音，世界在她面前重新解码了一次。她迫不及待地想好好看看世界上和自己擦肩而过的信息。和朋友们参观井冈山时，伙伴们都在抬头四处观赏风景，她不一样，每到一处，都要盯着景点的介绍牌，把上面印刷的介绍文字逐字读一遍，乐此不疲。

寻找回家路

一场互联网直播里，10个和家走失的人在这里寻找回不去的家。

工作人员把一个苹果递到男子面前。

男子40多岁，胡子刮得干净。他双手插着肩，微笑着，露出一种置身事外的神情。一台手机架在男人的对面，身边的工作人员正在向他发问。

“这是什么？”

“苹果。”他咕哝着答道。

“你在家经常吃什么？”

男子含糊不清地说：“愿意吃什么就什么。”

这场直播由抖音寻人和大同市救助服务中心联合发起。主持人询问他们的姓名住址、饮食习惯，试图借助网络，找到关于他们家乡与亲人的信息。每个受助人有十分钟左右时间在直播里寻亲，主持人反复提醒观众注意看他们的长相，分辨他们的口音，希望人们能提供一些相关的线索。

寻亲直播画面：抖音寻人项目成员和救助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当事人

男子的名字是袁德超。2022年初，他在高速路口附近乞讨时被交警发现，随后被送到救助服务中心。他能说出自己的名字，老家在河北保定定兴县，此外再难说出更多信息。过去数年，大同市救助服务中心收助了许多走失、流浪在外的人。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有一定程度的智力障碍或精神障碍，无法清晰说出自己的名字和住址。找不到家，就一直在救助服务中心里住着。

大同救助服务中心内，工作人员小曹坐在桌边盯着手机屏。在这场直播中，她负责从直播间的评论中辨别观众留下的信息。可能是直接认出受助者的人，也可能是一些模糊的线索，无论信息具体还是模糊，只要有，她就得立刻记录下来，随后快速回到直播间，继续留意。

准确地说，小曹是在和直播间的主持人打配合。主持人在镜头前询问受助人问题，是希望在外貌特征之外，还能让受助者从语言习惯上，为直播间的观看者提供信息。问喜欢吃哪里的食物，可能提示他们的家乡。指着土豆问受助者它叫什么，从对方回答“土豆”“山药蛋”或者“洋芋”，也能推测受助者大致的来处。

总而言之，所有不经意吐露的细节可能会定位受助人的家乡范围，南方或北方，甚至具体哪个省市。主持人负责引导信息出现，而小曹则需要快速而准确地记录观众提供的信息。

2022年4月，抖音寻人与大同市救助服务中心开展连麦寻亲直播

直播还在继续。在救助服务中心住了5年的蒙雪坐到了桌前。救助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把辣椒举到蒙雪面前，问她管这叫什么。

“辣子。”

这是个超出预料的答案。5年间，小曹和同事无数次和蒙雪交流，除了回答姓名，她永远都是保持沉默。“辣子”二字为她的家乡划定了地理范围，结合口音初步判断，她的家应该在西南地区。

还有一位受助人完全说不出自己的姓名和地址，但平时一高兴就喜欢哼两句小调。直播时，小曹引导他唱了几句。网友在弹幕里给出了信息，猜测这小调是来自河南或安徽，小曹把这些地名一一记下，计划直播结束后，向这些地区定点投放寻亲信息。

近4个小时的直播，收集出来的关键线索有限，小曹有些沮丧。

直播结束后的几天，救助服务中心接到一通电话。打来电话的人说在抖音里认出了袁德超，愿意提供袁德超家人的联系方式。打来电话的人还提供了一个线索，袁德超父母早亡，家里有位同样有智力障碍的姐姐，姐夫可以正常与人沟通。

小曹给袁德超的姐夫打去电话，对方严重耳背，听不清她说的话。线索又要断了，好在电话那头短暂空白后，姐夫的邻居接过电话。这些年袁德超经常在外走失，邻居已对他们家的信息非常熟悉，还知道袁德超的小名叫“彬彬”。

依靠观众提供的线索，救助服务中心帮袁德超找到了家。小曹到袁德超的宿舍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袁德超只是含蓄地笑笑，似乎并不兴奋。

小曹觉得袁德超一定是想回家的。得知找到家人后，袁德超每次见到小曹就问她啥时候能回家。但因疫情封控，归家的日期一直在向后推迟。

小曹在救助服务中心工作了5年，记不清自己遇到过多少像袁德超这样的受助者。但她记得，大部分人不像袁德超这样幸运，可以找到家人，回家。走失后不再被亲属接纳并非孤例。尤其，有智力障碍的走失者大多出身贫困，被贫穷与疾病蚕食，一些走失者的家人会拒绝把受助者接回家。

常有波澜，但平日工作里，小曹还是尽量用一切办法帮走失的人找回家的路。就像那场直播，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找回为人的尊严

在小曹的理解中，救助工作，是在帮助走失者寻找他们的家，也是帮人寻找尊严。

她见过许多受助者初来救助服务中心的模样。很多走失的人被发现时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露宿街头，挨饿受冻。把他们接回救助服务中心后，工作人员会为人们清洗身体，提供洁净的衣服、住所和有营养的三餐。

有一年冬天，小曹和同事救助了一位老人。来的时候，老人手上生满冻疮，需要在护工的帮助下洗澡穿衣。在站里住了一段时间后，老人手上的疮口一点点痊愈、消失，老人也脱离了搀扶，开始自己洗澡。

大同市救助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在街头帮助流浪人员

很多走失者在救助服务中心住一段时间后都会精神状态转好。比如袁德超，第一次见他时皮肤黝黑，如今面色变得白里透红了许多。

不过小曹说，最重要的，还是要帮助他们寻找原本的家，尽可能地让大家体体面面地回家。为此，她愿意寻找方法，就像她的老领导教她那样。

小曹刚做这份工作时，沮丧于不能分辨出受助人的口音，进而难以帮他们寻亲。有次他们救助了一个孩子，对方口齿不清，一时大家都听不懂她说的话。小曹的老领导坐在办公桌前反复回听，听了一下午，终于听出来那孩子说的姓名地址，最后帮孩子找到了父亲。

这件事后来时常让小曹用来激励自己，再坚持一下，想想办法。她时常督促自己再多花点功夫，也许就能帮受助者找到亲人。

现在的领导也很让小曹敬佩。小曹觉得他头脑很活泛，因为正是他带着救助服务中心和各种网络机构合作，扩大了获得寻人线索的渠道。

在短视频逐渐流行的当下，越来越多人习惯从短视频平台的信息流和直播里获取信息。小曹相信，借着这种趋势，也可以更快速地把寻亲的信息传递出去。在直播间帮袁德超找到家后，她更加笃定地相信这点。

对于刘现霞来说，寻找识字的方法，也是寻回尊严的过程。

成家之后，她就一直困在家，生养孩子，辅助丈夫劳动。因为无法出远门、无法独立生活，年少时和她一样辍学后终日疯跑的女孩们都迎来了相似的命运，在乡村做着依附于丈夫的家庭妇女。人的自尊，有时潜移默化地被压抑在这重重限制里。

过往的人生难以改变，但习得的拼音和文字，至少让刘现霞与丈夫和孩子有更多同频的、平等的对话。

儿子上小学时，刘现霞曾试图和他一起学识字，但她跟不上儿子的学习进度。她问儿子拼音，儿子却对她说：“你不要学了，学了又忘，根本记不住。”

后来儿女陆续到外地上中学，刘现霞和孩子们偶尔用语音通话联系，但在学校，孩子们不是时刻方便接听语音通话。学会拼音后，刘现霞能够与孩子们文字交流了。孩子们给她发类似“妈妈我要去买东西”之类的句子，她都能读懂并回复。她有一种质朴的感觉：识字之后，和更广阔的世界接近了一些。

她曾说没有文化办事处处不顺，现在她正在趋近她想象中的有文化后活得会轻松一点的状态。

最近，她还在帮儿子办理高考所需的材料。以前她看不懂那些表格，总是交给儿子自己去做。现在表格上只有几处生字她不认识，她问过孩子，就独自出门去居委会盖章、办手续了。

方美章退休前一直在航运部门工作，这份工作需要四处出差，方美章胆子很大，在外面遇到不懂的字敢于直接问。直率背后，也有一颗敏感的心。

工作时总有人说听不懂她说的话，不是直接打断她，就是露出迷惑的表情，让她重复。和陌生人打交道时，她能感觉到别人说话文绉绉的，而自己满口土话，说着说着对方就露出奇怪的表情，如同看穿了她没文化。那些刺痛她的表情一直埋在她的心里。

孙女出生后，她需要帮忙照顾，有次她给孙女读故事，孙女嫌她把“日本”读成了“呀本”，她尴尬地改正，硬着头皮读下去。之后她不敢再教孙女读书识字了。

现在重新学识字，对于方美章来说是一个找回为人的尊严与价值的过程。

为了每天跟着直播间上识字课，她推掉了每晚去舞厅跳舞的活动。因为是双人舞，她不去就会有人没舞伴，她的朋友们气得把她踢出了群，也经常劝她不要再学识字了。方美章没有权衡，她坚定地倾向识字课堂这边。上课之余，她每天在朗读中纠正自己的口音，把每次和别人说话都当作练习的机会，要求自己说标准普通话，稍有出错就立刻纠正。

一段时间没见，她再和曾经的同事聊天，人们发现原先普通话比她好的人现在都没她说得标准了。同事都笑着夸她上课确实有用。

外部的认可与反复的自我确认，让方美章一点点建立起更坚固的自信与价值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