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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精心准备过：一身鲜亮的撞色运动套装，脖子上挂着金色粗项链，黑色的棒球帽正面贴着闪烁银光的“BOY”字样。
“哎呀！总算见到偶像啦，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合一支舞！”陌生人先开了口——那是下午两点半，温州瑞安地区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彭小英没好意思拒绝。
自从她和丈夫跳“曳步舞”的视频登上新闻热搜后，手机里每天几乎要收到几十上百个微信好友申请，还要应付数不清的从全国各地打来的电话。夫妻俩从没见过这种阵势。
有人从外地赶来只为和她拍一张照片；嗅到商机的老板辗转找熟人想跟她合作；以前镇里从未见过面的领导也主动来家里，让她开直播帮忙宣传；全国各地的记者们排着队要采访她；连过去只在电视里看过的综艺选秀节目也邀请她去参加。
他们突兀地闯进彭小英的生活。就像这天下午慕名而来拍摄的陌生女人一样，光是跳舞的场地就换了三次。
先是在彭家一楼的客厅，逆光，不行；正门口院坝的光倒是合适，但方位角度不行；又移到房子左侧的一小片空地，跳了不到30秒，太晒了。
最后，大家还是退回屋内，在堆放杂物的房间完成了一分钟的合舞。陌生人这才露出满意的表情，笑着和彭小英拥抱告别。
这对农民夫妻因为突如其来的热度，陷入“网红的烦恼”——有人怀疑他们的农民身份；也有人追问彭小英丈夫曾遭遇车祸、患有抑郁症的真实性；还有人在视频下毫不客气地留言：这是团队包装炒作。
夫妻俩跳舞的新闻登上热搜后，家里几乎每天都有陌生人慕名而来。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
“生活变复杂了，脑子转不过来”
星期六一大早，彭小英便跑去药店，用白色塑料袋拎回一兜子药。
一夜之间，她的嗓子全哑了——就在前一天，她和丈夫接受了几家电视台的拍摄采访，前后接待11人。
按照原计划，这天上午杭州来的电视台要做采访，也取消了。她实在太累，粉红色的保温杯里用热水泡着胖大海，一到家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就赶紧上楼补觉，直到午饭前才醒来。
彭家的午饭简单，端上桌子的茄子、毛豆、空心菜、四季豆都是自家菜地里种的，这几天家里进出的客人多，亲戚们都过来帮忙下厨。
菜刚端上桌子，村长就戴着镇上管宣传的干部来了。几句寒暄过后，对方讲明来意，想让夫妻俩帮忙推广当地的农产品，并劝他们要抓住机会——“网上的红啊、粉丝啊，就是这一阵啦。”
过去几十年里，这个位于温州瑞安西部地区的村子从未像现在这样被人关注，它所属的马屿镇，有点名气的产业是制造眼镜和鞋子。村里的青壮年有的跑去外省做生意，有的进了本地鞋厂。
今年受疫情影响，村子里种的花菜滞销，彭小英和丈夫范得多成了他人的指望——在抖音和快手平台上，夫妻俩的几个账号粉丝加起来超过314.4万人，最高的一条视频播放量是1164.9万，是名副其实的“网红”。
彭小英不到1米6的个子，长及后背的头发染成了红棕色，有时跳舞会扎成低垂的双马尾。她身形有些发胖，笑起来会露出一排大白牙，挤得眼角的皱纹形成一条条深沟。只要音乐响起，头发就跟着身体一起跳跃。
夫妻俩经常在田坎边的空地上随时打开音乐跳舞。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
范得多与彭小英相差五岁，体型偏瘦，比妻子高出半头，皮肤晒得黝黑。大部分时候他是那个协助妻子的角色。
客人走后，夫妻俩犯了难，“我俩字都不认识几个，这些（带货）怎么弄都不会啊。”他们小学都没毕业，光是看懂网友在视频下的留言，就要花费一些时间。连视频里的一些配文，夫妻俩也是请教孩子后再打上去的。
这段时间里，还有从未谋面的人通过电话、微信、短信联系他们，有想搞广告合作的、有想让她们加入团队包装造星的。夫妻俩搞不明白，便干脆都拒绝了。
他们从没想到过自己的生活会因为跳舞的视频被改变，总觉得现在这些事“脑子转不过来了”，担心分辨不清那些陌生来人的真实目的，更怕得罪对方。对彭小英来说，“生活变得复杂了。”
就像半个月前在家里第一次接到电视台的电话时，她和丈夫吓得手发抖，“哎，还以为是犯了什么错，是不是跳舞不让用毛阿敏的那首歌《渴望》，人家找上门了。”
农民家庭的日常
6月7日的下午，是这段时间以来家里少见清闲的时刻。
不跳舞的时候，还是好多农活要等着干。彭家父女坐在门口剥毛豆，一颗一颗的嫩豆子从毛绒绒的绿壳里被挤出来，跳进一旁的塑料筐中，对农民来说，这些作物蔬果过去是生活中的重头戏。
门口那台花3000元买的蓝色电动三轮车，几乎是家家户户的标配。在只能容纳一辆车通行的村中主路，这辆三轮是往返田地与家中最方便快捷的交通工具，锄头、水桶、橡胶鞋都能塞进后面的车斗里。
想跳舞时，两口子便把便携式音箱往车斗里后面一放，骑着小车便走，田坎边、老屋前、文化广场的荷花池旁都曾留下他们的足迹。
彭家有8亩地，年头好的时候，那些成熟的玉米、稻谷、黄瓜和花菜能为家里带来三四万的收入，但农民靠天吃饭，每年到手的钱并不固定。
彭小英和丈夫、孩子、父亲、婶婶（父亲后来找的老伴儿）同住在村里的一栋2层小楼里。
彭小英夫妻在霞岙村居住的二层小楼。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
在村里，彭家的生活条件算是中等。过年前，房子刚花了七八万元装修过：客厅铺上了光亮的瓷砖，墙面也贴上带花纹的板，新换的金色大门嵌着菱形绿玻璃，楼上的卧室里换了木地板，家里的餐桌、沙发、床、橱柜，也都重新置办过。钱是彭小英的哥哥出的。事实上房子是彭小英父母的，夫妻俩只是居住在这里。
为了增加收入，彭小英和范得多曾想去瑞安的私人鞋厂打工，一个月大约能挣到四五千元的工资，但今年的疫情让那些做外销生意的鞋厂一下失去了订单，工人们也找不到活儿干。
有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彭小英和丈夫是在外打工度过的，大女儿出生后的第二年，他们便去了云南昆明，后来又辗转到山东东营，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老家。直到二女儿快要上三年级的时候，全家人才搬回村里，算起来也不过四年时间。
彭小英说，村里许多人家其实都借了外债，日子并不好过。夫妻俩过去做服装生意也赔本欠钱，原本他们会过着和村里大多数家庭相似的生活，种菜、挖笋、摘杨梅，努力赚钱养家还债。
过去几年，跳舞也成为了两人生活的日常习惯。其实，要在村里的田坎边成功录下一段全家人跳舞的视频，并没有想象中简单。
突然经过的三轮车、从对面走来打招呼的熟人邻居、手机连接音响的声音变小、舞步挑错配合不对、地面上硌脚的石头、突然下起的雨，都会成为中断拍摄的原因。有时一段舞蹈反复跳上十几遍也是常事。
他们的舞蹈是近些年风靡的曳步舞。彭小英第一次看到这种节奏感强烈、脚部动作变化快的舞步时，便着了迷。最开始只是自己跳，后来想拉着丈夫一起，“让他锻炼锻炼，也能放松下心情。”范得多并不情愿，“哪有大男人去跳舞的，不去不去。”
彭小英还是坚持，“你不跳，那你去看我跳。”连着看了几天，范得多也跟着尝试。彭小英还记得那天晚上回家，丈夫告诉她，“我跳舞出汗了，感觉身体挺舒服。”
连着两个月夫妻俩每天都去，早晨跳，晚上也跳，丈夫还迅速瘦了下来，两人不放心，又去医院检查血压、心脏功能，医生告诉他，“你俩一切正常。”
范得多夫妻带着二女儿和小儿子跳舞，大女儿和其他亲友帮他们拍。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
“那时，他眼里没有光”
如果不仔细盯着范得多的脸看，很难发现他的下嘴唇与下巴之间，有一个“7字形”隐隐的长白线，那是十几年前一场车祸留下的痕迹。
那时，他与妻子从家乡去到云南昆明打工，彭小英在老乡开的一家鞋店上班。彭小英至今记得，一天下午六点左右，她接到一通电话，“问我有没有空，说我老公‘有点不舒服’送到医院去了，让我去一下。”
等她赶到医院，才被医生告知是需要手术签字，状况远比她想象的糟糕得多：范得多三颗下门牙全部撞碎，嘴里也被划出一道大口子，满嘴是血。
“当时我的双腿感觉一下就‘瘫了’，站不住了。”彭小英说，丈夫与其他三位朋友驾驶着小车，被一辆大货车从车身撞来，坐在司机后座的范得多成为受伤最重的两人之一。
手术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彭小英觉察到丈夫有些不对劲。
他的左耳在车祸后失去了听力，总感觉自己耳朵里有机器“呜呜呜”的声响，吃饭的时候有，睡觉的时候也有，24小时不断。
这张模糊的照片拍摄于丈夫车祸后的两年，夫妻俩去庙里祈福。受访者供图
丈夫原本是个爱说爱笑的人，那段时间时常沉默，有好多次彭小英发现他坐着自言自语，“耳朵响、车子来，耳朵响、车子来。”
长期失眠引来的烦躁感，让范得多觉得自己“快疯了，好几次都想跳井、跳楼算了，”有些时候家人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只有打120求救。
感觉最不对劲的那天晚上，彭小英半夜醒来发现丈夫不在床上，她赶忙寻来亲友分头去找，接近凌晨两点，家人才在一个广场的花坛边找到了蹲坐在那儿的范得多。
妻子带着他又去了医院，先是挂了精神科，医生提醒她应当去看心理科。在瑞安市人民医院，范得多被诊断为抑郁症，家人还带着他去过山东的医院、最远跑到了北京，得到的诊断结果都差不多。
至今家中还遗留了一些当年没吃完的药盒。这些名为“盐酸帕西汀片（赛乐特）”、“奥氮平片（再普乐）”的药物，适应症为：抑郁症、强迫性神经症、惊恐障碍、社交恐怖症、精神分裂症、中重度躁狂发作等。
家中还保留了一些范得多抑郁症时期的吃药的外盒。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
对彭小英来说，那是她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时间。
23岁的大女儿丹丹记得，那段时间妈妈的心情一直很低落。害怕别人的议论带来压力，无论是车祸还是患病，彭小英也只告知了家族中极少数的几位近亲，不少亲戚都是最近看到新闻，才知道原来两口子还经历过这一遭。
车祸后两年，彭小英带着丈夫去马屿镇附近的一个庙里拜佛，夫妻俩让人帮忙合了一张影。照片模糊，丈夫攀着她的肩，直直看向前方，女人笑着举起右手比了一个“耶”。
“你看，那时他眼里没有光，”彭小英坐在小木凳上，拿着手机里的照片边看边说，“他是一家之主，家里的顶梁柱出了事，我和孩子怎么办？”
范得多出车祸后，彭小英的微信昵称改成了“再怎么烦恼也要对别人微笑”。后来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才得知妻子这句话的寓意：对每一个来看望的人都微笑，要让丈夫看不出来脸上的悲伤。
“和那些最苦最难过的日子比，现在这些又算什么呢？”
跳舞给他们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喜事：范得多跳了几年舞之后，身体变好，心情也舒畅，尽管没到医院去做复查诊断，但他已经完全不同于抑郁症时期的状态，变得开朗健谈，也不用依靠药物入睡。
头两年，夫妻俩在广场跳舞有些小名气。好多人想跟着他们学，一年一个人象征性地给300元的辛苦费，后来偶尔有表演场合需要舞蹈的，也会找上门，一场表演按人头给“点心费”，1个人50元。
最开始，村子里也有些闲言碎语，“有这个工夫去跳舞，累死了都，还不如在家休息。”夫妻俩也不管这些声音，还是接着跳。
事实上，跳舞对彭小英夫妻来说，其实花不了多少钱。除了在网上购买的两个可以随意拖着走的外放音响，跳舞前需要做的准备，就是提前在保温杯里灌上一壶水。
家里的老人身体还算健康，大女儿懂事，当了舞蹈老师后从未要范得多夫妻俩操过心，老二老三上学只有生活费的开销，一个月不到一千元。全家人的吃喝基本都能自给自足，没有额外的物质花费。
彭小英经常去村里挖一些野菜回家，在餐桌上炒着吃。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
早在两年前，彭小英陆陆续续就在网上发布跳舞的视频。有时是夫妻俩一起，有时是与二女儿、小儿子四人一起，跳舞的地点一直在变换，从公园到亲戚家的小区，从白天的广场到晚上的桥下。
直到今年4月初，两人在疫情里因为无聊。自编自跳了一曲毛阿敏的《渴望》，背景是在范得多的老宅前，丈夫穿着上世纪70年代老汉常穿的蓝色外套，脚上踩着绿色解放鞋，头上还戴着竹编的斗笠。
视频发出去后的那天晚上，他俩的账号里一直显示99+的新消息，粉丝数不断往上翻。至今，夫妻俩也没完全搞明白那条视频为何走红，只记得两人兴奋地看手机到晚上三点还没睡，“从来没有这样过，就像突然下大暴雨似的。”
范得多只能看懂一些简单的字，一些网友的评论需要通过孩子的转述，“看了评论，越来越开心，越来越有动力，觉得自己心情很好。”
但随之而来的是质疑声。在那些跳舞视频里，他俩放得开动作幅度也大。身体跟着节拍的律动感摆动，没有一丝拘谨和害羞——这让他俩看起来和传统印象中的农民差距很大——这也让不少网友觉得他俩是“假农民”，怀疑他们的真实身份是“舞蹈老师”。
早期跳舞时，他们经常穿着看起来很潮流的运动服套装，全家都是统一的黑色、红色、白色或绿色，脚上运动鞋的logo也是知名运动品牌。这些画面在他们走红之后，成为网友质疑他们真实身份、包装炒作自己的证据之一。
“这些衣服，都是我大女儿给我们买的，鼓励我们跳舞，说这样穿年轻好看，”范得多觉得委屈，“45一双，你说是不是真的?”大女儿丹丹在瑞安市里一家舞蹈工作室当爵士舞老师，她帮父母注册了视频账号。
还有网友说他们转变风格后的服饰是刻意打扮。范得多不否认衣服都是从衣柜里特意翻出来为了跳舞穿，“在农村谁家没有几件旧衣服，虽然穿了很多年了，但没破也就一直放着不扔，哪里需要去外面买。”
在那些“假夫妻”的评论之下，彭小英说自己不生气。她指着中间的茶几回答，“就像你我之间隔着这个桌子，他们高兴就让他说，没事。”
彭小英还记得那时为了让丈夫心情好一点，陪他跳舞跳到自己的脚部受伤，有一天早上醒来后，她已经肿痛得无法挪动，从二楼卧室下到一楼客厅的每一步，她都是坐在楼梯上，一级一级地挪下来。
“所以啊，和那些最苦最难过的日子比，现在这些又算什么呢？”彭小英这样劝自己。
文 | 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
编辑 | 陈晓舒 校对 | 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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