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音快速崛起的原因(抖音快速崛起的原因互动)

第十六章　文化艺术已是经济基础

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文化艺术正从“上层建筑”变身为“经济基础”，“飞入寻常百姓家”。然而，现实中部分文化艺术虽兑现了经济基础，却陷入了要么市场化之路维艰，快要湮灭于历史长河之中，要么走火入魔，钻进钱眼出不来。关键还在于既要“进得去”，又要“出得来”，走向复式发展之路。

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

文化艺术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融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文化艺术相关的作品随处可见。2019年，生产电影故事片850部，相当于日均2.3部。2020年上半年，网络电影迎来井喷，36部网络电影票房破千万元，其中破2000万元的网络电影达到8部，赶超2019年全年数据，创下历史新高；《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出版各类报纸315亿份，各类期刊22亿册，图书102亿册（张），人均图书拥有量7.29册（张）；《2019华语数字音乐年度报告》数据显示，QQ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三大音乐平台共发布237472首正式版新歌，该数量几乎是2017年130992首与2018年151021首的数据总和；云端文艺创作以抖音为例，截至2019年7月，相关短片数量已达1.09亿，累计播放量超6081亿，点赞喜欢量超201亿，转发量、评论量分别超3.9亿、7.7亿。在此进程中，文化艺术的参与主体由专业人士变成人民大众。以往，人们一谈到文化艺术就言之“高大上”，仿佛只有小部分人才能接触艺术。然而，从2004年起，以《星光大道》《超级女声》为代表的电视选秀节目，一改以往以明星艺人表演为主的规则，让许多多才多艺的普通民众走向全国舞台。而今，大众参与文化艺术表演的方式升级，如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App的出现，大大释放了大众文艺创作的天性。借助短视频App，不仅人人可为、随时可用，而且不论身处何地都能自制内容分享文艺创作。如抖音用户“山里的造梦者”，用一些随处可见的木头、竹子做出木马、小车等，被网友称赞为“爱迪生的大脑、鲁班的手”；西瓜视频用户“阿木爷爷”凭借中国传统榫卯工艺，不用一钉一铆，打造出微缩版“中华艺术宫”；抖音用户“陆仙人”从庄稼地到纽约时装周，实力诠释时髦感。不仅如此，普通人还能获得更多粉丝量。如以传播美食和传统文化而闻名的李子柒，截至2020年4月底，在YouTube上的粉丝突破1000万，成为第一个拥有超过1000万粉丝的中文创作者。

让艺术普及大众，其实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文化浸润。当越来越多的人进行艺术创作，势必形成“更多人了解、爱上并创作文化艺术”的正向循环，最终达到人人参与的局面。2019年，全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8.2亿。文化艺术从“小众化”走向“大众化”，普罗大众成为文化艺术创作的主体。在此过程中，大众对文化艺术的态度也在发生转变。

一方面，人们对经典文化艺术的态度从偏态走向正态。中国文化艺术的社会地位曾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要么低入尘埃——古代的“娱乐界”人士即伶人，其社会地位是处于“三教九流”之末；要么高高在上——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人士成立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力量，这使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高。而改革开放后的文艺界名人们更是名利双收，社会地位达到历史上最高点。在此期间，音乐、美术、舞蹈等文化艺术正在走进大众生活，通过最普通的感情，赢得了人们的承认和尊重。比如姜戎的《狼图腾》，显示了普通人在文化艺术领域拥有的生命力。文化艺术的舞台设置也在发生改变，走向传统意义上的私密空间，如卧室、客厅、厨房、阳台等。实际上，文化艺术本就源于生活，如今逐渐回归本质，兑现“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

另一方面，人们对电子竞技等新型文化产生改观。过去每每提到电竞，“不务正业”“电子海洛因”等名词紧随其后，而继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将电子竞技正式列为体育竞赛项目后，人们对游戏“妖魔化”的态度开始改观；2016年，教育部将“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列入增补专业中；2019年，中国人社部等部门将“电子竞技员”列为新职业之一，进一步为游戏正名。自此，电竞为大众接受，化身为正常的文化娱乐活动，如2019年，中国电竞用户约为4.7亿人，呈现“全民皆电竞”的景象。在2018英雄联盟赛事决赛中，文娱价值官调查发现，共有1.27亿人在线观看，其中中国观众达1.26亿，RNG电子竞技俱乐部夺冠当天，百度搜索指数飙升为52万。

文化艺术不仅是大众的，也是城市的，更是国家与民族的。虽然文化艺术的直接财富效应并没有想象中的可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86624亿元，仅占当年GDP的8.74%。但文化艺术的真正意义体现在两方面。一、文化艺术能构筑国与国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文化交流无国界，各国不但要相互感知饮食、习俗、语言等“硬文化”，还要了解“软文化”中的理念、民族精神、核心价值观、人生观乃至思维方式，才能更好地在碰撞和学习中包容、融合、创新。二、文化艺术能收敛城市之魂。中国城市化前半段大都走的是拆迁、征地、盖楼房、修马路、建广场的“钢筋水泥化”道路，以致城市间发展同质化严重，缺乏辨识度，缺乏文化地标。如今，城市寻求功能回归，从上海新天地到广州永庆坊，各个城市开始更多关注精神层面、文化内涵的呈现。更重要的是，文化艺术的强大能量可与互联网比肩，所到之处“春风化雨”，赋能各行各业，文化艺术与产业挂钩，逐渐成为经济基础。如“文化+农业”，甘肃平凉培育出崆峒区寨子街村、赵堡村等集休闲娱乐、农事体验为一体的乡村文化旅游示范村，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同步改善，推动乡村振兴。由此，文化艺术变身“生产力”，成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之一。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曾说道：“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也就是说，物质是第一性，而文化艺术作为意识形态始终是第二性。然而，此经典思维具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前工业时代（或称农业社会），物质匮乏是社会主旋律，人们为满足物质需求疲于奔命。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只有我们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我们才会去学习弹琴、写诗词，或者装饰房间。”

而在工业化时代，机器化大生产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资料受劳动力的制约，人类快速告别了食物匮乏，进入了物质极大丰富乃至过剩的时代。当人们各项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生存图景发生巨大变化后，就开始积极寻求更高层级的精神满足，从构建棱角分明的物质家园走向寻觅抽象复杂的精神港湾，从寻找物质满足到寻找精神幸福感。如当下的游戏体验，恰好切合人们从收获物质到收获“精神”的心理需求，能给人们带来意义感、获得感和成就感：人们从音乐游戏和《俄罗斯方块》中学到“只要练习就一定会有结果”；从《精灵宝可梦》中知道“要发挥自己的长处”；从《牧场物语》中学到“坚持一件事情需要相当的觉悟和忍耐力”。由此，物质沦为第二性，以文化艺术为代表的精神体验上升为第一性。概言之，物质过剩情况下，人们的需求发生转变。

基于此，与精神体验相对应的劳动价值体现与劳动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前工业社会时代，主要采用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劳动的价值体现在作物产出上；工业时代，社会生产与机器绑定，劳动力从田间走向车间，生产流水线上的产品便是劳动价值的主要体现；而到后工业社会，信息技术快速迭代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被机器化生产替代，尤其是步入AI时代，AI横扫各大行业，渐渐颠覆了人们之于劳动生产的“主体作用”，随之而来的是传统工作岗位大面积消失，很多人被机器替代而失业。正如马云曾说：“如果我们继续以前的教学方法，让我们的孩子记、背、算，不让孩子去体验，不让他们去尝试琴棋书画，我可以保证，30年后孩子们找不到工作。”知识可以学，但智慧不能学，只能体验。

未来，唯有文化艺术体验与创作等精神层面是AI无法替代的，人类主要工作方式将不同以往，从实体走向精神。即取得的成果已经在“劳动”体验过程中“埋藏”于人的精神感受中，最终转化成创新创造、奇思妙想。

当下新兴职业的劳动，其实已从物质领域走向精神领域，如旅游体验师，将吃、住、行、游等感受与网友分享，提供可参考的旅游细节信息，表面上看是在游山玩水，实际上在“玩乐”体验中既有“消费”也在“产出”。换句话说，人们的任何一个行为都成为生产、消费的一部分，成为创造价值的一部分。

文化艺术陷入“冰火两重天”

文化艺术“冰火两重天”。一些文化艺术走向没落甚至消失于大众生活，而部分“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文化艺术，虽热闹却又乱象频出。文化艺术究竟如何破局？

如果说“买卖是最好的保护，使用是最好的传承”，那么，为了文化艺术的繁荣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融入大众生活、兑现生产力是文化艺术发展的路径之一。然而，在现实中，部分文化艺术遇到的问题是，市场化之路维艰。一方面，文化艺术受制于工艺制作的烦琐与复杂，难以由市场直接评判。如被称为“燕京八绝”的花丝镶嵌，所用材料全是金银等贵重金属和珠宝，工艺极其复杂，从设计到备料、搓丝、编丝、掐丝、烧丝、填丝、镶嵌宝石，往往耗时数年。而这不过是中国传统工艺制作的缩影。实际上，中国拥有数量丰富且技能高超、遍布各行各业的手工业者，但大都由个人或小作坊、小团队组成，且分布相对零散，缺乏像欧洲那样能够将工厂、供应商与分销商连接在一起的生态系统。而由于所有产品均是手工制作，不能规模化生产，且缺乏管理和运作流程化，很难与市场衔接，无法以市场价格来衡量。另一方面，文化艺术面临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的无奈。后工业时代，工业产品具有低成本、高效率及更高的精细度等优势，渐渐充斥着大众生活，挤压了传统文化艺术产品的生存空间，传统文化艺术不可避免地衰退、萎缩。如皮影戏曾是数代人童年快乐的源泉，但如今，大银幕、小银屏等视觉媒介占据了观感体验的主流；旗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服装，给人传递了“慢文化”——制作过程缓慢，穿上后走路要慢等，而今，快时代快节奏下，旗袍逐渐演变成小众文化。

而部分文化艺术虽兑现了经济利益，却又走火入魔，钻进钱眼出不来。不可否认，文化艺术借助市场可以更有效地推向社会，普罗大众之所以能够量大面广地接触到文化艺术，离不开文化艺术的市场化、商业化运作。如堪称“中国科幻片的开山之作”的电影《流浪地球》，若不是得益于北京文化上亿元的注资，将无限延后甚至可能胎死腹中。

然而，市场以追求利润为先，资本关心利润，有时就无暇顾及文化艺术内涵与思想价值。过分追求利润，文化艺术也将无以为继。但悖论是文化艺术企业若不追求利润，就无法持续正常运营，甚至难以生存。若没有相应的利润回报，企业与创作者的热情很可能冷却，错失很多优秀作品；但若只关注利益，就会被金钱蛊惑，沦为资本的奴隶。如不少被包装为“千年古镇”的景点，大部分没有浪漫事迹，只有资本套路——打着“文化”的旗号，先是进行主题公园式的一揽子建造，表面复制乌镇经验，砸钱宣传迅速打出名气，快速收割一波红利，然后任其凋零。其中最为诟病的，当属已成为成都人笑谈的“龙潭水乡古镇”，这个曾经冠以“成都清明上河图”“成都周庄”头衔的“古镇”，号称投资20亿元，是集酒店、购物、餐饮、休闲、娱乐、旅游为一体的复合业态，试营业3天就吸引超13万游客，却在运营4年后成为一座空镇。

同时，文化艺术在商业化过程中，容易因一味迎合大众口味而失去自我。以歌曲为例，近年来，古风音乐甚是流行，表面上看，这些歌曲朗朗上口，实际上作品良莠不齐。如某高校文学院副教授曾批评古风歌曲《盗将行》，“歌词为了做到古风古韵，进行了大量典故与古人作品的堆砌，但典故里的内容与歌曲想要表达的内容完全不搭”。文化艺术异化为消费主义时代的螺丝钉。

由此看，文化艺术若只想着兑现经济利益，必会因急功近利而失去本心，而文化艺术的政治与社会属性决定了它不单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

第一，文化艺术代表着国家软实力，是文化自信的内容承载。文化艺术具有引领、传承、传播等功能，是国家凝聚力的重要组成要素。从一个国家的文化艺术可以看出其文化自信程度，而这也是国家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如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美国文化，把美国精神与文化价值观推向全球各地，其效应已然超过一般的政治说教与外交宣传。又如法国巴黎，是古城保护的楷模、建筑艺术的代表、文化环境的典范，在巴黎城市的各个社区中，博物馆、影剧院、花园、喷泉和雕塑到处可见，充斥着浓厚的艺术气息，被誉为“文化艺术之都”，吸引各国艺术家前往体验与交流。

第二，文化艺术具有社会引导功能。文化艺术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商品，而是具有一定社会属性的精神作品，它既是文化艺术创作者的精神劳动，又作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不能完全由市场价格等指标衡量。因而，文化艺术兼具娱乐体验与教育引导的功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大众的常识判断，甚至人生观、价值观及综合素质等。以青少年为例，青少年心智尚未完全成熟，正处于塑造正确观念的关键时期，善于模仿、学习，也容易被不良信息误导，文化艺术内容是真善美还是假恶丑，很可能影响到他们看待世界及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由此看，文化艺术在兑现经济利益时，还要超越经济基础，进入社会领域，因而，文化艺术不只要“进得去”，还要“出得来”。

当文化艺术已经到了重塑各行各业的阶段，并融入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意味着文化艺术在兑现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不是为市场、资本服务，而是“为我所用”，借市场实现初心，承担起社会功能。换句话说，文化艺术既不能高高在上，也不能被市场捕获，而是要走向复式发展之路。

第一，政府与市场的复式。文化艺术的特殊性决定其不能完全由政府管控，否则又回到了纯意识形态的老路。但若放任文化艺术自我演化，乱象频发只是开始，最后很可能是自我毁灭。政府应给予自由空间，激发市场活力，同时制定规则而不是“一刀切”式地管控。美国为适应各年龄段群体的观影需求，制定影视分级制度，根据主题、语言、暴力程度等划分等级，如G级为大众级，任何人都可以观看；PG级为辅导级，一些内容可能不适合儿童观看。鉴于此，中国也可对文化艺术作品采取分级方式阅读、观赏等。

第二，文化艺术自身的复式。文化艺术有内容、有思想，不能只把它当作商品，而是赚钱与保持初心“两手抓”。如通过跨界、融合、创新等，放大文化艺术附加值。大英博物馆围绕馆中展品，设计出水杯、手机壳、冰箱贴等文创作品，开张即售罄，既实现了新创收，又激活了文化艺术新的生命力。木版年画拥有千年历史，而今已被各类机器胶印的年画和挂历取代。但传承人邰立平通过与手游《QQ华夏》合作，在游戏中设计还原出带有浓郁年画特色的“威武门神”皮肤天衣、“五福祥瑞狮”坐骑等，让年轻人通过游戏走进木版年画的世界，既赚取了创作费，又传播了年画文化。如此，文化艺术既能“进得去”，也能“出得来”。

粉丝文化：文化主体回归大众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粉丝文化成为一种如此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一方面，粉丝背后代表的是不容小觑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在快速扩张、积累原始流量的潮起后，也不得不面对流量“反噬”的潮落——“爱你时捧你上天，恨你时踩你下地狱”已成粉圈的思维定式。

粉丝文化俨然已呈搅海翻江之势。究其根源，在偶像与粉丝这架天平上，重心正逐渐从偶像这端转移至粉丝那端。偶像崇拜自古已有，譬如，杜甫是李白的“真爱粉”，李白则是谢灵运的“忠粉”，葛清又是白居易的“骨灰粉”……很长一段时间内，明星一直是一种稀缺资源，无论是颜值、演技，抑或才华，只有少数佼佼者才有机会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头顶光环、众人膜拜的偶像。偶像、明星的稀缺决定了偶像和粉丝之间地位差别，追星也呈现出一种宗教化倾向：法国社会学家埃德加·莫林在《电影明星们：明星崇拜的神话》一书里指出，明星宛如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粉丝是他的信徒，信徒把自己关于美好生活的期待寄托在神身上，并追随他的一切行为。

同时，限于信息渠道和传播模式的单向性，偶像与粉丝间的横向勾连十分微弱。粉丝与偶像相隔千山万水，粉丝只能被动地接受偶像的信息，能做的也仅限于对偶像作品的追随。那时，粉丝专情且热烈，他们购买偶像的海报贴在房间里，裁剪偶像的剧照粘贴在日记本里，四处搜罗偶像的录像带和公开资料与朋友分享，真可谓“我喜欢你，与你无关”，粉丝只是娱乐文化的局外人。换句话说，尽管粉丝的好恶会影响到一个明星的知名度，但更多时候，粉丝都是事后干预，他们处于这个行业链条的末端，对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并没有多少话语权。例如，1926年，“全世界的情人”鲁道夫·瓦伦蒂诺在纽约病逝。当时，瓦伦蒂诺的不少影迷自杀了，他们不相信没有瓦伦蒂诺的股市还能继续开盘，他们无力改变没有瓦伦蒂诺的演艺圈的格局，无力撼动一个没有瓦伦蒂诺的世界，只好以自己的肉身献祭。

如今，时移势易，当粉丝文化成为一门生意，偶像与粉丝的关系也随之走向另一个极端。

第一，当下量产式的偶像赤裸裸地揭示了当代偶像的本质，他们带有歌手或者演员的部分属性，但实际上是流水线产品。就像本雅明曾经论述过的，在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里，艺术品没有了那种闪耀着的某时某地独一无二的光晕，因为一切都是仿制，无所谓原作。明星也是如此，在娱乐工业的生产线上，已经有一整套现成的模具，而明星只需要按照经纪公司的打造，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填到那个模具里，也就是所谓的“卖人设”。

第二，当明星从职业时代进入流量时代，其工作重心也逐渐从专注于自身业务向主动讨好观众转移，粉丝与偶像两者的权力关系发生逆转。偶像们再也不是隔着屏幕，只贡献银幕形象和作品的“神”，他们自愿走下神坛，主动缩短与粉丝之间的距离鸿沟，实现直接平等的对话沟通。粉丝活动也不再是一切唯明星是从，粉丝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明星的事业上，明星个人品牌甚至影视作品宣发，都越来越倚重粉丝的力量。《偶像粉丝平等，追星“宗教改革”》一文中这样形容粉丝地位的变化：“粉丝与明星共同组成了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化族群。粉丝的各种活动不再是以偶像为中心，而是基于自身的喜好进行自由联合与协作，将社会化网络，尤其是微博的赋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权益。”

粉丝文化从诞生、崛起到如今成为主导娱乐圈的“半边天”，其意义不仅在于打破了原本横跨在明星和大众间不平等的权利结构，更是文化主体回归个人、回归群众的一种典型表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文化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更多地掌握在少部分精英手中，精英文化成为主流代表文化。在西方的学者眼中，大众的形象往往是负面的，甚至是群氓，从勒庞的《乌合之众》及奥尔加·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对大众政治兴起的担忧中，可见一斑。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还将公众比喻成“坐在剧场后排失聪的观众”。

显然，普通群众话语权的失落，媒体的表达限制，塑造了所谓的“精英文化”，而与之相对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等，只能面临着被挤压、被边缘化的局面。而互联网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一局面，互联网所创造的赛博空间成为新的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可以突破统治者的话语霸权而实现自由信息的传输与制造；同时，网络技术造就了崭新的媒体平台，门槛超低、传播速度极快、受众面达到最广，这样的媒体孕育出的文化真正成为“大众文化”——所有的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和言论，无须特别的技术手段也可以流传到世界各个角落。

可以说，人民群众在文化领域的角色身份得到充分的延伸与拓展，既是文化的参与者，真正成为文化主体，又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一方面，精英文化的垄断局面被打破，大众文化、通俗文化逐渐崛起。“平凡叙事”“草根叙事”模式取代了往昔文化中单一的“英雄叙事”或“辉煌叙事”模式，突出了平常事、平常心的文化意义。在对日常现象的描述中表达对草根生活的关注，对大众情怀的关怀，这恰恰为大众抵御精英们凭借资本优势与认知优势侵蚀其真实意思表达，提供了基石。另一方面，网络打开了大众文化的释放口。互联网的出现，使得“网红”和明星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偶像泛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不分行业、不论地位、不管年龄的偶像泛化，体现在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中。偶像泛化的趋势开启，娱乐明星不再是被追逐的唯一对象，人人都可以成为他人的粉丝，也有机会拥有自己的粉丝。正如人民网曾这样评价杨超越的走红：她的逆袭是一种被忽视的草根力量，她的背后有大量“努力却得不到关注”的普通人。他们渴望发光，相对精英阶层，他们的日常充满了压力和焦虑，看到杨超越在节目里放声大哭，理直气壮地释放自己的害怕和不安，他们有着同感，从中获得压力的释放。

文化的本质在于自由、流动与包容，而只有开放才能释放多元、灵动的文化。比如，古罗马文化的开放源自疆域扩张带来的流动，而美国文化的开放源于移民带来的思想融合和碰撞等。当文化主体回归人民群众，文化产业也将进行一场深刻的供给侧改革。

第一，文化的多元化、创新化成为大势所趋。粉丝文化等根植于网络的亚文化，丰富了社会文化产业，打破了传统的传播话语体系，有利于社会文化生态的多元化发展，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对文化产业大有益处。

第二，文化的篱笆和圈层在一点点拆除，同样也是积极迹象。当文化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它所携带的信息就具有这样一种非常神奇的力量，可以凝聚共识，可以焕发情感，能够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甚至于粉丝们如此团结，动员能力如此之强，在互联网表达和文本创造上如此活跃，那么，粉丝有没有可能从“圈地自萌”的状态中分离出来，去关注社会议题，比如宏观经济、养老和生育率？毕竟，在粉丝文化集结下，一些粉圈在网络性和执行力上是非常完善的，并且已经表现出一些积极的行动，比如为环保和慈善事业聚集力量，发出声响。尤其是所谓的“饭圈女孩”在疫情期间驰援武汉等行动中表现出的超强执行力，也令外界对粉丝文化积极的一面及其公共价值有了更全面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在丰富多样的文化产生、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中国势必将进一步打开文化输出的大门。正如李子柒凭着一系列古风美食视频在海外备受追捧，影响力堪比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无数外国粉丝留言“她让我爱上中国文化”“求英文字幕跟进”。未来，这种以民间形式、个人方式来输出文化的现象或将更为普遍，而且是以网友自发传播、粉丝主动接受的方式进行，这是海外市场的自主选择。

短视频，“长文化”

疫情之下，短视频愈发风靡，它成为科普疫情知识、实时更新新闻的一大途径。比如，根据抖音发布的《抖音2020年春节数据报告》，春节期间，抖音用户共搜索了4373万次和武汉疫情有关的内容，包含“武汉冠状病毒最新通报”“武汉现状”“武汉疫情”等内容。事实上，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短视频用户规模增长快速。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8.5亿，较2018年年底增长1.26亿，占网民整体的94.1%。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7.73亿，较2018年年底增长1.25亿，占网民整体的85.6%。可谓是，短视频，“快生长”。短视频之所以爆炸式增长，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移动互联技术发展为其提供了良好的硬件基础。伴随智能手机普及化，视频拍摄技术升级，以及网络提速降费，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观看、分享短视频，为短视频的内容生产及传播、用户增长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第二，短视频吻合生产者与用户的双向需求。在生活和工作节奏飞速的当下，用户更愿意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取最大的信息量，5分钟以内甚至15秒时长的短视频，正好符合碎片化环境的信息接收习惯。对于生产者而言，短视频门槛低、成本低，而短视频的特点正是从技术上让每个人“被看见”，让那些日常的、个体的点滴创意和微小创新在“可见”中，汇聚成生生不息的创新源泉。短视频不但激发人们发挥才能、创造艺术作品，实现个体“赋能”，而且还能让人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走红，兑现财富和价值。20世纪艺术领袖安迪·沃霍尔曾提出“15分钟定律”——每个人都可能在15分钟内出名。然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个人成名只要15秒，更短、更碎片的时间正打破原有规则。

第三，短视频在时间上的延展、叙事性的承载、互动性的体现，让其在广告、电商、IP打造等三大吸金领域有了特有的发挥渠道，可兑现的商业模式支撑其蓬勃发展，毕竟在流量时代，离钱更近才有生存的空间。如抖音、西瓜视频、火山小视频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成立于2012年，其营收达到倍数级增长，2016～2018年营收分别为60亿元、160亿元、500亿元，2019年营收则高达1400亿元，超过了成立于2000年的百度（2019年营收1074亿元）。

然而，就在短视频成为市场赢家的同时，良莠不齐的内容生态现状引起社会广泛担忧。比如内容同质化严重、毫无创意，“二改”视频侵权现象严重；盲目模仿、恶搞低俗、内容涉黄，一些短视频平台已沦为低俗秀场；制假售假，销售三无产品；“网红”人前人后两个样，为搏出名不择手段等。就连《人民日报》也不止一次发文，直斥短视频在“审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短视频成瘾现象也不容忽视，其能在短时间内刺激人的大脑，使大脑分泌多巴胺，产生快感，从而形成“一直刷一直爽”的心理依赖。也有人认为，短视频这种“短平快”的形式很难提供深层次的文化含义，所传达的信息亦十分有限，其中有意义和有价值的观念少之又少，当短视频的受众群体习惯了走马观花的内容接受模式，对视听效果产生依赖，进而将促使短视频从“短”时长演变为“短”文化。

事实上，从卷帙浩繁的书籍到“日更”的报纸，从无线电广播到全球同一张互联网，文化传播载体不断更迭，传播样式不断翻新，这背后是文字时代向图像时代的切换，与此对应的是印刷文化向视觉文化的转换。在文字时代，承载知识和信息的载体是文字，它所要求、所表达的是一种典型的文本思维，印刷技术的突破曾将文字时代推向巅峰。然而，“野蛮人”就埋伏在前进的道路上。约200年前摄影技术的发明，使得人们通过感光技术将人类最真实的情况定格在画面当中，如今，现代影像技术迅速迭代，在融合了文字、语音和视频的基础上，更是将视听效果方面的优势发挥到极致，“短平快”的短视频即是典型代表。大量的视觉符号营造了人们生活的空间，日常生活和文化越来越依赖于视觉，视觉传播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传播中占到主导地位，一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言，“世界被把握为图像”。在印刷时代，虽然文字作为一种符号也作用于人的视觉，但它必须以想象为中介，阅读和写作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理性的精神行为。而图像时代以视觉为中心，正在脱离以文字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经由视觉传播，形成更加感性化的视觉文化形态，并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指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基于此，短视频在本质上不过是顺应时代变化而生的一种传播方式，一种文化载体，一种展现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它其实跟文字、图像、音频是同一件事，承载着传播功能。从文化观来讲，短视频的自由表达，促进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在此碰撞交融，使多元文化得以深入发展，或可以说，短视频文化是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整合。而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既是千百年历史的沉淀，也源于人民群众当下的创造。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每一个普通民众都可以成为活跃的内容生产者，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海量内容源源不断地从各个角落冒出来，而“每一条视频都是对生活的微观记录，而海量的微内容显然在更广阔的层次上，展现了社会的样貌、时代的情绪”。概言之，一方面，短视频是用短小精悍的碎片化方式对“长文化”形式展开的一种颠覆；另一方面，短视频短中见深，仍然隐含着“长文化”的本质性和穿透性，在令人会心一笑中，起到感悟道理、点化生命的作用，因此两者并不矛盾。这也喻示着短视频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在内容生产上更重视文化内涵，即构建“短视频+长文化”的传播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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