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雄县坡头镇德隆村何家寨抖音(云南镇雄县坡头镇)

（至孝天成碑拓片）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镇雄坡头区德隆大队何家寨生产队的公房里，住着一位身材修长，身板挺直，头发花白的老人，他无妻无妾，无儿无女，每天就在附近几个生产队游走。乡村的田间小道上经常会看见一个瘦削的身影，他走到哪家，就在哪家吃住，也或只吃不住。大家都不嫌弃，尽管那时人们的生活还得勒紧裤带。我四五岁的时候，见过他几次，他也在我家吃住过两天。记得他操着标准的京腔，满口的北京话，这在六七十年代的镇雄，大概是说北京话唯一的人，至少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有人说他是潜伏的特务；有人说他是三青团员；有人说他是国民党员；也有人说他是军队将领，因看破时局，无心政治，逃匿穷乡僻壤。

他叫徐浩然，一个有点诗意的名字。生于1900年，籍贯北平（北京），念过高中，一家三口，家境殷实，“卢沟桥事变”时，在北平一家工厂当工人，思想激进，是国民党三青团成员。后来日军攻陷北平，为逃活命，举家南迁。一路辗转，来到武汉，蜗居他乡，艰难度日。

从1937年8月到1938年10月，武汉就遭受到日军飞机100余次的狂轰滥炸，满目疮痍，一片狼藉。一天早晨，徐浩然出去买菜，敌机又来轰炸，待他回到家中时，妻儿已被炸得血肉模糊，面对妻儿的惨死，徐肝肠寸断，伤心欲绝，他哭干了眼泪，草草掩埋了亲人，又随难民流落到贵阳，不料贵阳在1939年又遭受日军“二四”大轰炸，徐浩然惊魂未定，逃至毕节。凭着自己良好的国文基础和过硬的珠算能力，他被一商家聘为账房先生，帮忙打点生意，暂时有了栖身之所。徐的才华深得商人的喜爱，意欲为他提一门亲事，但徐心灰意冷，好言谢绝。

民国三十年，对坡邹姓大户到毕节公干，偶遇徐浩然，经过一番接触，也觉得他有点才干，便高薪聘请他做私塾教师。

民国三十六年，母享区区长陇渭贤（民国时期母享区带蜀乡今坡头镇坡头村半坡村民组人氏）到毕节对坡初探亲戚邹崇喜。在其府上见到操京腔的徐浩然，甚为惊奇，问其来历，据实相告，陇感其命运，念其才俊，意欲请为小学校长，遂向邹表明此意，邹虽有不舍，但不好拒绝，只得相允。徐浩然于是随陇渭贤来到云南镇雄坡头半坡他的庄园---隐贤村，开始了他人生的又一篇章。

徐做起了隐贤村新式学堂的校长，传授新学，开设国文、算术、英语等科目，后来还增设了书法、美术、珠算等课程。他性格孤僻，执教严苛，门下大部分学生都学有所获，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的不下百人，其中的佼佼者原昭通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杨传江，云南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反贪局长陈恩康皆受业于他的门下。

解放初期，徐曾参加政府组织的土改工作，土改结束后，因其历史不清，未获录用，他便辗转坡头、德隆、亳都等地以教书为生，直到1972年冬天去世。

徐浩然一生有三绝：一绝是珠算。除法、乘法，只要报数，只见他手指在算盘上来回飞舞，不出数秒，答案即现，分毫不差；二绝是书法。特别是蝇头小楷。据他的几位学生回忆，当时没有教材。教授内容都是由他抄写而成，他抄写的课文，字迹工整，娟秀流畅，如雕版印刷，民国三十六年，陇渭贤把原镇雄县长杨春霖褒扬其“割股疗亲”而题写的颂辞“至孝天成”镌刻成石碑，就请徐书写“至孝天成”碑，碑文笔力饱满，珠圆玉润，现存于坡头镇文化站内；三绝是画梅花。一张白纸铺就，几下圈圈点点，一树梅花活灵活现，可惜没有留下先生的半张遗作。我只在一王姓村民家的橱柜上看见他用毛笔勾勒的一枝腊梅，笔力老道，精神尽显。

徐浩然先生虽然谈不上集大成者，但在“鸡鸣三省”一带至少可以说是新式教学的先试先行者。

要不是那场战争，他定不会如此晚景凄凉；要不是那场战争，他定不会如此客死他乡；要不是那场战争，他定会颐养天年，儿孙满堂。那场战争将他推向历史的边缘，埋葬了一个普通人对正常生活的向往。

（镇雄县坡头镇中学教师 曹明富）

作者简介：曹明富，彝族。坡头中心学校教师，曾在《云南日报》发表地方性历史文章《三户人家与鸡鸣三省》、在昭通史志办《纵横》刊物发表地方遗迹探秘《与三堆骷骨有关的历史记忆》、在镇雄史志微信公众平台刊发原创文章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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