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花都石塘村段振宇抖音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来到石塘村，给人最深的感受就是出自唐代王勃的名篇《滕王阁序》中的诗句了。
石塘村是个不大的村庄，有3.5平方公里，它位于花都区的南端，村前是有名的镜湖大道，这个村原属新华街，2014年后划归新雅街管辖。走进石塘村，这里厂房林立，人群密集，口音多样。仿佛是一个热闹繁忙的集市。这个村户籍人口仅3150人，而外来人口就达7000以上，主要分布在工业区附近，这足以说明这里是一片投资的热土，飞速发展的地域。
渊源上溯 由北向南
在村委会，村里特意请来了比较了解村情的长老黄接全跟我们聊石塘旧事。石塘村包含了五个自然村，分别是石塘、石塘庄、始太庄、东庄和黑泥庄。其中黄姓族人占了绝大多数。八个经济社中，就有五个姓黄。
看花都各村庄的立村时间，石塘村建村算是比较早的，它始建于明代。据村里人说，最早在这里建村的不是黄姓，而是姓姚的人家。原来的村名也不是石塘村，而是凤鸣庄。关于建村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花都区地方志《花都村情.新雅街卷》记载，明洪武十七年（1384）照镜湖村主的二儿子黄保成认凤鸣庄一姚姓作干爹，然后到此生活居住。时间长了，姚姓家族人丁衰落，黄姓一脉却日益壮大。明弘治三年（1490），因村东有石底鱼塘而更名为石塘村。而村民口中的开基祖却是600多年前，由黄氏四兄弟放鸭而来，原来村里有三座祠堂，就是分别纪念这四兄弟的。
《石塘村志史》《黄氏宗枝族谱》对该村黄姓的源流也有一些追溯。据《石塘村志史》记载：唐昭宗乾宁五年（898），黄姓祖先由福建省邵武市和平镇坎头村，迁入江西广昌府南丰县龙井乡双井头，由黄少华编撰。成书于2003年的《黄氏宗枝族谱》记载，北宋熙宁五年（1072），黄氏后裔从南丰县龙井乡双井头迁入广东南雄珠玑巷。南宋咸淳八年（1272），发生“妃子之难”事件，族人沿河逃难到番禺县大田村，后定居于花县照镜湖村。明洪武十七年（1384），黄氏后人黄保成从照镜湖村分支凤鸣庄。
据黄姓始祖史料记载，黄姓四世祖德广公原葬于西边村后山。由于黄姓子孙枝繁叶茂瓜瓞绵迭，每年清明去祭祖的子孙众多，而四世祖坟墓被巴江河分隔两岸，河上又没有桥梁，都是以小木船分批摆渡过河，人多混乱，每年都出现翻船事故，造成人员伤亡。为避免伤亡，经宗亲父老提议，决定在鼓楼坊松园三世祖原坟前，以银牌记葬四世祖德广公，供后人祭拜。
据村人说，他们与白云区黄氏族人和花都铁山村、西边村的黄氏族人都有亲缘关系。
宗祠屹立 肃穆庄严
石塘村黄氏宗祠过去有三座，分别是早期黄姓祖先的祠堂，四兄弟中三个有祠堂，分别是老大、老二、老三的祠堂。抗战时期被日军烧毁了两座，现今只保留一座黄氏宗祠。除了这间黄氏宗祠，属于黄氏族人的一些古建筑还有巨隆书舍、文英书舍等，分别坐落在石塘庄和始太庄自然村。该祠附近有密集的居民区，祠堂前有村路、旷地和水塘。村路旁有多棵榕树，2010年4月，黄氏宗祠被公布为花都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
石塘村黄氏宗祠占地面积376平方米，始建于民国九年（1920），坐西朝东，三间三进，青砖墙、硬山顶、灰碌筒瓦。前梁架有木雕戏曲人物图案，工艺精美，封檐板上有龙凤呈祥等吉祥图案，精致细腻，保存完好。该祠的木雕和壁画等装饰工艺较为考究，前廊次间设虾公梁，异形斗拱和雀替，青石挑头雕刻人物造型生动。墙楣绘有壁画，色泽已经模糊。1938年10月23日，黄氏宗祠被日军烧毁后堂，后堂重建时，前两进没有动，只是瓦片和贴面做了改进。采用了钢筋混泥土浇筑，墙体全部扫水泥浆，重画砖线，地面改铺瓷砖地。
黄氏宗祠在2001年和2007年两次重修。重修后，黄氏宗祠作为该村老人活动中心，也用于祭祖和喜庆设宴。
清朝末年，石塘村有还有一个热闹的墟市，人称福安市，30多间店铺一字排开，经营各种木器制造、打铁、理发、药材，还有柴草行和花生行，民国后改名联安市。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入侵后烧去店铺一排，剩下物件在战后拆毁，用来建了石塘水泥厂。
多样习俗 淳朴民风
清明期间联宗祭祖，添丁起灯，太公分猪肉等活动都是在宗祠里进行。新中国成立后，黄氏宗祠先后成为村里的学校、社址、粮库、和饭堂。村里目前保留的民俗活动有元宵灯会、重阳节敬老、清明节拜太公等等。
与花都其他地方一样，黄氏宗祠内每年也有热闹的头灯。这项活动自上世纪末恢复以来，已经延续了十几年。参加投灯的基本上都是本村出去的老板，他们慷慨解囊，热心捐款，每年都能投得善款20多万元用于村公益活动。每到大活动，村里设宴一百多围，宗亲欢聚一堂，喜笑颜开，同时也不忘公益。
新中国成立前，祠堂一直有“上灯”“太公分猪肉”等习俗，即族人生下男丁后，在新一年的元宵节期间要在祖屋悬挂一盏花灯，花灯上写着这个男孩名字，告慰列祖列宗，族中又添一丁。以后逢年过节，分钱分粮分猪肉，就按族谱中的男丁来分配。新中国成立后，太公分猪肉习俗一度中断。1995年，在几位族老的提议下，恢复了此习俗，但也根据实际情况做了一些改变。现在同宗同族，无论男女，凡满60岁老人皆可吃食堂饭。每人可以分得一份猪肉，还配有三根甘蔗，甘蔗寓意甜甜美美，生活节节高之意。
与其他村略有不同的是，石塘村的祠堂宴更有人情味。族里规定，60岁以上村民去吃祠堂宴可带一个孙子，70岁带两个，80岁可带三个。60岁以上男性分得猪肉一份，70岁以上分得两份，80岁以上可得三份。90岁以上，想拿多少就拿多少。
过去石塘村还有洪圣古庙，供奉有洪圣公、北帝、白马、关帝等诸神，每到正月十四，石塘一带各庄的男子，都会到庙里接回神像到自己村庄的大棚里，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如今，人们对祭神活动并不热衷，通常只在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冬至等节日进行祭拜。该村仍保留采花的习俗，村中男婚女嫁会请“花王”，担任花王的是一名儿女双全夫妻和睦的村妇。女子出嫁当天，“花王”会来到村口的大榕树下，采一株青绿色的枝条，称之为采花。女性出嫁，由“花王”采花。男性娶妻则由自己采花，新郎将采来的花插在用红纸封过口的小缸里，并在红纸上洒米，放上红包，旁边放还要放苹果等祭品，这些摆放完毕后，才能举行拜堂仪式。
蹉跎岁月 人世沧桑
石塘村建村六百多年来，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天灾人祸，远的不说，特别是近一百多年来，石塘村的黄氏乡亲也和其他的中国农民一样，备受战乱之苦，侵略者的蹂躏，土匪的骚扰，甚至是乡邻之间的打斗，黄氏族人身心俱伤，苦不堪言。他们面对黑恶势力也有人奋起反抗，涌现出一批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的勇士。以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和广东岭南大学，在海南琼崖纵队担任政治部委员等职的黄子濿（1896—1946）就是其中的代表。
《石塘村志史》记载，1938年11月，日军沿广花公路经人和桥直扑花县县城，国民党军队和四十八乡联防队员在人和桥阻止日军北上，史称“人和阻击战”。后因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国军失守，失落一顶写着“花邑石塘”的雨帽，结果引起大批日军报复，石塘村遭到灭顶之灾。日军疯狂掠夺财物，杀人放火，烧毁洪圣古庙、凤山书院后座、宗庸公祠、宗直公祠，国明公、国瑞公、佑三公、如山公等书室和10多座民宅。石塘村陷入火海，一人被烧死。村民扶老携幼到炭步同是黄姓族人的塱头避难，有十余人来不及逃脱，死在日军的刺刀之下，有4人被打伤。村民黄烟灶全家七人逃难至五河桥，遭飞机轰炸，五人身亡，仅剩两个女儿经抢救生还，后被粤军老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兼总参议伍观淇领养。
1945年上半年，一汉奸带领“绥靖军”到村里肆意抢劫，如有人反抗，必遭枪托撞击伤。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因撤退不及在西瓜岭、东庄袭击村民，日军在村里放火烧屋，东庄有村民被杀害，两名妇女遭强暴。据说在日军侵华期间，石塘村被杀村民有100多人。
清末民初，战乱不断，治安环境极差，石塘村时常遭到土匪的袭扰。光绪元年（1875），番禺鸦湖乡沈少率土匪冲入石塘村挨家挨户抢劫，抢去全村的耕牛。临走前还扬言：“要赎牛，带钱去鸦湖大庙见我。”老百姓苦不堪言，据《石塘村志史》记录的当地一首流行的歌谣《阿秋之歌》就是一个证明。说的是东庄有一个贫农黄炳秋，因生活困苦，家人饿死、病死或卖掉的子女加起来一共有五人，一家六口人，后来仅剩他一人。歌词是这样写的：“东庄有个黄炳秋，生活贫苦无出头。吃完番薯吃麻豆，吃完麻豆吃芋头。卖着河行仔，剩番个阿秋”。描写了当时农民生活的极度艰难。
岁月沉浮 今非昔比
在始太庄自然村，村东有“大官道”穿过，为花县古驿道，此处原来竖立着一块问路石，上面刻有“上至花城、下至广州”的字样，提示前后旅程。驿路又称官道，是古代传递文书、输送物资、人员往来的大道。花县在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建置以来，修筑了以县城（现花山镇花城墟）为中心的驿道4条，辐射至南海、番禺、从化、清远四个县市，四方各设驿站。据调查，花都区现存古驿道遗迹有古道2条、古桥1座、其他古迹2处，古驿道沿线共经过30多个自然村落。始太庄村东这条“大官道”就是其中的一条。
石塘庄自然村内有一棵不知生长了几百年的香樟树，大树郁郁葱葱，参天蔽日。据说建村时，有一名风水师认为此地有巨龙盘踞，需种樟木，以其香气镇住风水，人才能在此居住。因而村民在村口栽种了这样一棵参天的樟木树，以平衡风水。
时移世易，沧海桑田。因优越的地理位置，石塘村不知不觉间，成为一个花都南部振翅起飞的引擎。广州新白云机场在2004年8月5日零时启用，如铺开一张巨大的交通大网，成为国际交通的枢纽站。它成为花都的一张名片，而石塘村就与这张名片咫尺之遥。
在村办公室，我们看到一幅漂亮的工业园规划图。工业园落成后，石塘村这个花都空铁融合发展核心区的“后花园”，将会焕发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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